关于斗狗游艺，王士稹在《池北偶谈》卷二十三“波斯犬”条中还有这样的描述：“尝于慈仁寺市见一波斯犬，高不盈足，毛质如紫貂，耸耳尖喙短胫，以哆哕尼覆其背，云通晓百戏，索价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属也。”

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哈巴狗》诗序说：“哈巴狗，狗之小者也，教其拱双蹄作拜状，或呜呜如唱，或设圈十余，令其往来循行，名狗钻圈”。

从上面这类清代资料的描述看，斗狗游艺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至清代还十分盛行。

斗鸡

斗鸡，是人们利用公鸡好斗的性格，挑唆其互相争斗，借以取乐的一种游艺。斗鸡画像砖斗鸡游艺在我国古代曾盛行一时，成为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无不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直至今日，斗鸡之举仍在我国广大地区流行。

在古代中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了斗鸡活动。《列子》就载有纪渻子为周宣王养斗鸡的事。到春秋战国时，斗鸡游戏开始流行。《战国策·齐策》载：齐都临淄人“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说明这时的斗鸡已成为民间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汉代以后，由于统治者的鼓励倡导，斗鸡之风愈烈。汉高祖刘邦之父便是其中一个。他当上“太上皇”，从乡下徙居长安后，抑郁寡欢。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酿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乐。今皆无此，故以不乐”。汉高祖为了博得他的欢心，便“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这些故人便包括斗鸡徒。汉宣帝也有斗鸡的嗜好，汉王室许多成员和一般世家子弟也都醉心于斗鸡走狗、弋猎博戏。《史记·货殖列传》说：“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这说明争强斗胜是刺激斗鸡成风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书·爰盎传》载：“汉初，盎为官，曾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斗鸡纹肖形印走狗。”河南郑州曾出土一块《斗鸡》画像砖，画像中间，有两只雄鸡在交颈相斗，似正处难分难解之际。两边各有一戴高冠、着长服之人，在指挥各自的雄鸡向对方进攻。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汉代肖形印上，也有一对公鸡正在相斗的纹面。说明当时斗鸡之风是较为盛行的。《汉书·张汤传》说：宣帝幼时，曾受张贺教养，后宣帝继位报答张贺之恩，亲自为之“处置其里，居家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又日：张放“常从(宣帝)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可见，斗鸡之戏，不仅流行于地主豪门之间和闾里巷间，且为皇帝宗室所喜好。

汉代以后，斗鸡的文字记述、诗词歌咏，不绝于书。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引曹植《斗鸡篇》，前有小序云：“《邺都故事》曰：‘魏明帝大和中，筑斗鸡台。赵王石虎亦以芥羽漆砂，斗鸡于此。’故曹植诗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是也。”曹植《斗鸡篇》记贵族们“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百无聊赖中，有人再进游戏之法“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尔后，梁简文帝、刘孝威、宗檩、后周的王褒等，都有斗鸡的诗文或杂记。

到了唐代，斗鸡之风较前代更盛。唐玄宗、唐文宗、唐穆宗等帝王皆酷爱斗鸡之戏。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一些王公贵戚甚至闹到“倾帑破产市鸡”的地步。都中民众也纷纷以斗鸡为时髦之举，贫穷者无钱买斗鸡，便玩木鸡自娱。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专门饲养斗鸡的“鸡坊”，搜集长安城中的雄鸡千余只，挑选六军小儿五百人驯养。于是，一些以斗鸡为业并因此走红的人物应运而生。’据《东城老父传》所言，本是贫苦儿童的贾昌，因善于驯养斗鸡，深受唐玄宗喜爱，被封为“五百小儿长”，时人称之为“神鸡童”。故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之说。由此可见，当时斗鸡之风的盛行。

唐代朝野疯狂的斗鸡游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遣唐的日本僧人、留唐生及外交使官。中国的斗鸡游戏，就在这个时候随同上述日本人东渡扶桑，并很快在日本宫廷盛行起来。日本平安期(～)成书的《荣华物语》有对宫中斗鸡的描绘，反映了斗鸡传人日本后在宫中游戏的状况。尔后，斗鸡游戏流入民间，在民众中大盛起来。在许多传世的日本传统浮世绘中，斗鸡是较为常见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