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郎机的作用和威力如此之大，且明显优越于中国传统的火铳，这些情况引起了明朝官员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嘉靖元年（），葡萄牙派艘武装舰船驶至广东珠江口外，企图以武力为后盾，占据广东一岛屿。遭拒绝后即开炮轰击守军。当葡舰侵入广东省新会县西草湾时，被当地守军击败，缴获两艘舰船和船上火炮余门，按其国名将船上之炮称为“佛郎机”。当地官员将这些新式火炮献给明朝政府，同时上书朝廷，建议仿制，以改善明军武器装备。当时的明世宗朱厚立刻同意了这一奏议。嘉靖二年（），原担任过广东白沙巡检，与葡萄牙人有过多次接触，熟知佛郎机性能的明朝地方官员何儒，带领有丰富经验的广东工匠奉诏到南京，在当时设备精良的火器制造处操江衙门开始了佛郎机的仿制。嘉靖三年（）四月，第一批门大样佛郎机仿制成功。《大明会典·火器》详细记载了这批佛郎机的情况，它们全部用黄铜铸成，每件重约斤，母铳长.尺，另配个子铳，可分别装填火药，轮流发射。这是中国仿制的第一批佛郎机，因至今未见实物出土，所以具体形制不详，但从长度和重量看，应是一种短而粗的火炮。

紧接着，明朝又陆续仿制了数量更大、形制更多的各式佛郎机，装备北方及沿海部队，使明朝守边战斗力大大加强。明朝仿制佛郎机的机构主要是军器局和兵仗局，他们在组织工匠仿制的过程中，除保留和吸收国外佛郎机的东汉铁钯镶（河南洛阳七里河出土）优点长处外，还作了许多革新和改进，使之更适于明军各种条件下实战的需要。明代仿制佛郎机的情况，在《明会典》和戚继光兵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明会典》记仿制的佛郎机有大样、中样、小样三种。前面提到嘉靖二年（）生产的第一批重约斤的佛郎机，就属大样佛郎机。出土实物中还见有五件中样佛郎机，长.至.厘米，口径.至.厘米，显然是按照统一规格制造的，精密度也已相当高。小样佛郎机的制品较多，出土实物也很丰富。年河北省抚宁县城子峪长城敌楼内发现小样佛郎机的件母铳和件子铳，可以组成三套完整的佛郎机子母铳。从器身铭文可知，它们是嘉靖二十四年（）按统一标准和规格制造，于隆庆四年（）运至城子峪段长城，供守城士兵使用的。

除佛郎机外，明中期以后还仿制了一种红夷炮（又称“西洋炮”），这是一种大型火炮，原在明万历（～）后期由荷兰传入中国。《明史·兵志》记载：“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红夷炮与佛郎机相比，口径较大，管壁加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末，明朝廷为抵御后金军的进攻，重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量仿制红夷炮。崇祯二年～三年（～），徐光启督造大小红夷炮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先后仿制大中型西洋炮门。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都有当时红夷炮的制品。

西方火炮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明朝后期火炮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军营装备佛郎机铳门，辎重营装备佛郎机门。佛郎机在明朝北部防御要地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各镇长城关口要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天启六年（）袁崇焕以红夷炮凭城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击退后金部队的多次进攻，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红夷炮击成重伤，不久死去。后来清代继续使用明代的红夷炮，但改称“红衣炮”。清初的火炮曾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发现过一门，曾参加过对俄的雅克萨战役，为清康熙十五年（）所造。

弓箭

弓箭，是中国古代人类常用的一种工具和兵器。在当时，它既是盛极一时的新武器，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工具。在今天，人们对它并不陌生，作为一项重要的竞赛项目，它仍然出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弓箭的最早发明者在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发明者究竟是谁，是什么时候制造出弓箭来的，古书上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伏羲创造出的弓箭，也有的说弓箭是黄帝发明的，还有的古书说是后羿发明了弓箭，等等。其实，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因为科学家从挖掘出的文物来看，弓箭问世的时间，比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还要早得多。科学家们从研究大量的文物来看，认为弓箭的发明，在中国可以追溯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

从各种古籍和出土的文物上可以看出，人类发明的最早的弓箭样子很简陋，是用一根树枝或者一根竹子，把它弯起来就是弓箭的弓体，用植物的藤或者动物的筋作弦。这种最原始的半月形的弓箭，由于弓体已经弯曲到了很大的程度，所以发射出来的力量很小。

后来，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把弓体改为“弓”形，使弓箭的中间部分凹进去，不上弦时弓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样就可以储备更多更大的力量，增大弓箭的杀伤力。科学家们从金文、甲骨文的“弓”字来源于返曲弓的形状推测，可见它的发明和使用比它的文字出现还要早。